安溪县八社联盟组织位于福建省南部(闽南)厦(门)漳(州)泉(州)经济文化区的西北部，即泉州市安溪县中部的丘陵山区，当地俗称“内安溪”。根据民间对安溪县地理的划分，该盟社正处在“湖头——花锣旗鼓枪”这样一个充满鲜明的民间仪式色彩的地方文化区域里，这个地方以民间仪式、戏剧、武术兼家族、社区文化的营造而著称。该盟社系当地八个社里之间的民间村落联盟，大概形成于明代中期，该联盟创建的目的，就是联合当时当地有限的民间村落力量，防范、抵御当地土匪的骚扰。根据特殊的地缘关系，结成了一个以地处中心位置、地势最高的“铜锣社——铜锣寨”为策应中心，并在该社的制高点“铁桩峰”顶上修建了代表共同精神纽结和联盟运作中心——铜锣庙。八个社里在此庙供奉关帝，并仿效“桃园三结义”的模式，创建领导组织，以《关帝觉世真经》为范本，制定相应的盟约，组成了方圆几十里的中型村落联盟组织。为了稳固、传承联盟意识，早在明代该联盟的创建初始，八个社里的领导组织还特地规定：八个社里在开春之时共同祭祀关帝，举行盛大的“乡里巡境”的祭祀仪式；并设有一系列相关的祭祀节日。在该盟社的存在过程中：外貌盛大、组织严密、结构复杂、分工鲜明的祭祀仪式，对联盟的稳固、传承的作用不可小觑；八社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对关帝有序的祭祀，使得关帝信仰及联盟的意识已深渗到他们自已的生活中，形成了深厚的关帝信仰心理积淀和强烈的社区认同感。

　 一、
　　安溪县八社联盟的关帝祭祀习俗的形成过程，正如高丙中博士在重新阐释萨姆纳《民俗》中关于习俗和仪式的形成所言：“活动模式的不断反复形成了习惯和风俗……当它们(活动模式)的反复还遵循严格的程序，那么，它们就形成了仪式。”该盟社的关帝祭祀习俗正是以固定的祭祀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祭祀内容(以规整的祭祀仪式为核心内容)促成自身的成型和传承。它自明代中期紧随八社联盟的创建而创建，它以两条渠道进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其一、八社联盟领导组织的倡导和规范，以服务于八社联盟的团结及显示盟社团体力量为目的，而进行的声势浩大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的“乡里巡境”的祭祀仪式；其二、八社民众自身对关帝信仰的需要，尤其是关帝的信仰力量在八社联盟中得到强化以后，关帝俨然成为了八社的地方神，得到了八社民众的一致认可，于是，八社民众对关帝信仰的信赖感促使他们有意识地把关帝祭祀纳入正常的村落和宗族(家庭、家支、家户)的祭祀范围内，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以上所述两条渠道由两个层面合成了当地关帝祭祀习俗的形成、传承。
　　

　 二、
　　关帝祭祀习俗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1.“佛头节”
　　八社一年一度轮流“做佛头”，时间定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八、十九两日举行(但是，各社里举行的时间不尽相同，因为他们举行日期的确定都是在铜锣庙关帝面前“搏杯”问允的结果，但大多在此期间)，前一天最主要是宰杀“佛头猪”(专为做“佛头节”而喂养的猪)，连同备办的供品，抬到地方的祖祠(宗族或各房支的开基祖公的祠堂)前供奉，届时有专门的“师公”引导做祭祀仪式，祭祀的对象以关帝为主，兼顾该村落(宗族)或角落(房支)的共同“开基祖公”、天公、土地神等神祀的祭祀。同时，各个村落或角落要筹钱请“高甲戏和木偶戏”，一是娱神，一是娱人，主家在邀请亲戚(主要是姻亲)和朋友(一般为男主人的挚友，数量一般不是很多)来共做“佛头节”时，常会对客人说：“请您某日来家看戏(或吃肉)”。在这期间，较亲近的亲戚(主要是姻亲和朋友)都有义务来帮忙(因为是整一个社里共同做“佛头节”，而这里社里基本是由血亲即宗族组成，所以，宗亲之间一般无需也无暇顾及彼此)，实质上是借助关帝祭祀的特定的节庆日，为主家与姻亲(实指：一个核心家庭的嫁人女性的娘家人和嫁出女性的家庭成员)、主家和主家的朋友提供了一次情感交流的机会，而且，在这重大的节庆活动中，来的亲戚朋友并无需随礼，只是借助“帮忙”的名义，以象征性的劳力援助(如宰杀佛头猪、抬佛头猪上祖祠)参加祭祀庆典，增大庆典的阵容。然而，这种庆典是持续性的，即八个社里轮流“做佛头节”，而主家的亲戚朋友一般不会超出八社的范围，因此，“做佛头节”的主家只是当地这种特定的轮流做东的民间互酬(互惠——均衡报酬)的节庆日的一个环节而已，明年就意味他(指代主家所代表的核心家庭)将成为它社“做佛头节”的主家的亲戚或朋友了。这种特定时期的、相互交错的、范围尽可能大的社会往来关系是“做佛头节”的主家在同村落(宗族)或角落(房支)乃至八社里得到社会认可的凭据。正如当地俗语所言：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该主家人缘好，面子大就意味着：亲戚、朋友就会越多，往来就会越频繁；同时，介于在八社联盟这个充满外界压力的盟社背景下，人缘和面子预示着一种力量的汇总，即权威，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八社民众似乎非常注意这方面力量的纠集，他们说：“经营人情和面子，是为了不受别人欺负。”这反映了八社联盟的历史传统即抵抗外部力量的侵扰——在这里，八社联盟面对的是匪患；而以家户为基本存在单位的八社民众面对的不仅是八社联盟的共同匪患，还有社里、村落、宗族甚至房支、家户间的竞争。这是八社民众为寻求庇护，祭礼关帝而“做佛头节”，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结合自身的需要而延伸的内容。主家在营造这些人情和面子时，遵循萨林斯有关“互惠原则”的三个重要变量：亲属关系的亲近、合群度和慷慨度。这可从主家来客的数量，客人在主家滞留时间的长短以及在祭祀仪式结束后的时间里，主家大办宴席，宴请来客(姻亲和朋友)时，主家请客人席的次序和客人所坐的席位等等找到相关的验证。
　　2.接头迎届仪式
　　二十日，举行“接头迎”——十九日佛头节结束，次日，来年轮值佛头节的社里，举行“接头迎届仪式”。仪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关帝、周仓等木刻神像的辇轿为中心的迎神队伍。内容有——德高望重的八个老者，身着民国服装，即长袍礼帽，最前面的两个老者手捧迎神香炉，他们须确保香炉中“香火不断”(以寓意关帝等众神对八社子孙后代绵延繁衍的保佑)，紧跟其后的是各肩挑一大鼓和一毛毯的两老者，再后面的四位老者：前两老者各肩挑一个标有“添丁、纳吉”的大红灯笼与一面铜钟(当地对传统大钟的改造，似一面大锣，比之厚实，中间有一圆突起，用红布裹硬木棒一头敲之，声音与传统大钟的声音无异)，后两老者亦各肩挑一大红灯笼和一大铜锣，此铜钟、铜锣喻义为“铜锣庙(即八社联盟)”，这八位老者最主要的任务是“引阵”(即引导迎神队伍的行进和祭祀地点的停留)以及以敲打鼓、钟、锣的方式引导紧跟在他们身后的一整套锣鼓队的奏乐，把握整个迎神队伍的前进节奏。关帝、周仓等神像辇轿穿插在其中。最后面用一面“花鼓”(两人抬一人击打的边沿插着一大束白色桔花的大鼓)，以及五面黄、红、黑、白、绿的五色大旗压阵(最大的旗需要十几个人抬举，最小的旗也要七八个人)，整个队伍两边都以长棒护卫，兼有专职人员鸣放鞭炮和铜铳(民间说法：这些人因是在神像旁边伺候，在迎神前一夜必需洗澡换新衣以示恭敬，否则，会引火上身；而从纯粹的物理学来说，洗澡、换新衣有助于减少静电，不容易自动引燃铜铳里的火药)。第二部分，当地俗称“饰迎故事”——娱神娱人的民间文艺节目，诸如梁山宋江一百零八将、舞狮、昭君和番、十八学士、南音弹唱、大鼓花鼓等等。以上所列举的节目来源是比较固定的，比如，梁山宋江一百零八将是八社里的珍地社以及铜锣社的横坪自然村(现已划分为行政村)的固定节目，在八社联盟对抗土匪的历史中，它们历来以强悍出名；十八学士是铜锣社盛富村的固定节目，相传是自古铜锣社盛富村多出学子；昭君和番出自真珠社，可能和他们的祖源的来源有关，这有待考证；舞狮是在东南地域比较常见的民间仪式，主要起尚武、威慑、镇邪的作用；南音弹唱是闽南地区的独特产物，用于娱神娱人。第三部分，八社社众。他们围簇在整个迎神队伍的周围，除去参加迎神队伍的人员外，其他的社众也积极参与这种迎神活动。一类民众是轮值佛头节的社里民众，在祭祀地点积极配合迎神队伍进行祭祀活动；二类民众代表村落、家庭在迎神队伍经过该地域时沿途提供茶水、饮食，以老年人、家庭妇女为主；三类民众，关帝信仰的信徒以及八社民众，以敬神及娱乐的心理，或举香紧跟迎神队伍或纯粹在迎神队伍前后拥涌。
　　3.巡境点灯
　　这个“广泛游行示威式的祭祀仪式”的内容——接头社为首开祭祀点，邻社抽签轮流，或按地形就近接引，深入到每一个社里的自然村落或角落(各自请道士引导祭祀仪式)，分点设供(祭祀地点一般还是和祖祠相结合)，备供品，演高甲戏、木偶戏娱神，一般，绕境点灯要三个多月才可得以完成。因为规模大，耗时长，又是对非常规的自然、社会存在形态的一种特殊反应，比如，天灾人祸——严重、超乎寻常的自然灾害、匪患或动荡异常的社会状况，其实也就是八社联盟民众对以上所列举的隐患的一种现实抵抗和心理防范的举动。所以，一般是八社联盟应需要而适时举行，有一定的间隔期，当然，光景好了也有可能举行——一种对自身强大力量的炫耀。它是对上述“佛头节”和“迎头接届仪式”的一种全范围的扩展，前两者是以当值和轮值的社里为主，后者则是八个社里的全方位祭祀活动(其中以相当于“迎头接届仪式”的仪式内容加于连接)，这对于加强八社联盟的凝聚力和他们共同的对外界侵扰抵抗力起了预先演示的作用。根据当地老一辈人的回忆，这类仪式在解放前举行得比较频繁，仪式繁杂、琐碎、时间长，主要目的是消除自然灾害和匪患。在消除自然灾害方面的表现在于：以关帝信仰为依托，对自己的地域宏观对应的地域神——对关帝、天公、土地公等的祭祀供奉，八社民众祈望借助它们的神力消除自然界现在和潜在危机，实质是增强民众自身对反常的自然状况的不稳定感和长期存在的自然灾害的危机感的抵抗和消除能力，达到心理上的超脱，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以个人、家庭、家族或村落向更大的群体或集体寻求依赖，共度难关的适应的过程。在消除匪患方面：八社所遭受的匪患是多方位的，主要分八社外和八社里的土匪的困扰。八社外的匪患在八社的抗匪史上占据主要地位，抵抗的方式也就是集体的对抗，典型的抵抗结果是导致了八社联盟的诞生。在这方面的抵抗的成效是非凡的，而且，还有上述的关帝祭祀仪式时刻加以防范与巩固；但是，到了后来，土匪的势力慢慢渗透到八社的内部，并且，内外勾结的情形也常发生。据调查，八社里的好一些老人都能回忆起他们所处的年代(解放前)的八社内部潜在的土匪是哪些人，家住在哪里。按他们所说的，这些潜在的土匪应该多是半公开性质的。面对这种潜在人为危机，八社联盟适时调整了自己的防范方式，“巡境点灯”就是其中方式的一种。这种方式的进行等于在警示这些内在的潜在土匪，显示八社联盟在处理内部匪患的能力(当然，对八社外的土匪也起了一种间接的威慑作用)，这其实是一种在团结自身的前提下，消除内部危机的一种独特方式；作为这种方式的补充——如果，这些内在的匪患仍然得不到消除，八社则会群起而攻之，甚至家族内部在自身受威胁和八社联盟的压力和支持下，也会自己清理门户，在铜锣社的盛富村就有这么一起典型消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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